“我也不是你们的。”我抱歉地回答他。
　　“越红，”他站了起来，似乎想抱住我，但他总是没这么做。“我真希望你是我的女儿。”
　　“还好不是。”
　　“为什么？”
　　我显然伤了他的心。
　　“我若是你女儿，恐怕你受不了我漫无休止的顶撞。”
　　他微微一笑。
　　孙国玺这关是通过了，但上帝的归上帝，凯撒的归凯撒。
　　我该告诉母亲的，还得亲口跟她说。
　　毕竟她怀胎十月，我的一切都是她的功劳。
　　我的错误不算在内。
　　孙国玺说得对，他非我的脐带，她才是。
　　心理学家把父母称做心中有小孩的大人。
　　我们自幼得依靠他们供给身体所需，从他们爱的关怀中得到满足、财产，以及受到全世界欢迎的感觉。
　　成长后，我们即使能照顾自己，但想从父母身上得到温暖的欲望，却丝毫没有消退的迹象；情感上的脐带不但没有剪断，反而紧紧和父母缠绕在一起，形成解不开的结。某些时候，我们可能反抗父母的旨意，或因他们的疏忽而大哭大闹，但这只是另一种说明我们强而有力的情感仍在父母身边打转。我们在童年的早期反应与情感，和父母所有的作为，以及所有生活的训示与规范，构成我们心中的小孩。
　　当我们想脱离父母时，父母的童心会感到恐惧、无助，我们的童心为了避免他们童心的反对、忿怒，不自觉地以孩子气的举动，发展出和平共存的方法。
　　这种拓展相互童心关系的特殊交互作用，称作“歌舞”，因为两者都有重复的、韵律的形式——相同的文字、相同的音乐、相同的舞步，会一再地重复出现。
　　我跟母亲的关系正是如此。
　　我的十七岁耻辱，不言不语……等等，似乎都跟她脱不了关系。老式的歌舞。
　　但那是从前，现在我下定决心离开她。
　　我写了一封信。
　　信上极尽婉转之能事，尽管我所要讲的不过是一句话——放我一条生路，让我走吧！
　　我留在这儿，是丢人现眼。
　　我费了大功夫写信，写完了搁在她梳妆台上。服侍她的林嫂告诉我，她随孙国玺去美国旅游，孙国玺先回来，她还没玩够。
　　看样子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，我却又瞎又聋，什么也不知道。
　　我捆好行李，随时预备走，等了一个礼拜，母亲还没回来。我等得不耐烦，干脆先住在办公室里。
　　黄百成见我提了行李去上班，嘲笑地说：“咦！这里是难民收容所吗？”
　　我睡我的桌子关他什么事？一点同胞爱都没有。
　　“你住进来，别人会说闲话。”他继续杯葛我的行动。
　　“谁？南茜张？”
　　“她姓张名南茜，不是外国人。”
　　“他们一家不都是外国人？她父亲叫亨利张，母亲叫玛莉张，妹妹叫莉莉张。”
　　“至少，张祥瑞不用洋名字。”
　　“他不取洋名字，倒娶个洋老婆，华洋杂处，五族共和。”
　　“瞧你那张嘴。”
　　“怎么样？”
　　“就像兰花，一到春天就开个不停。”
　　“纯属抄袭。”我嗤之以鼻。
　　“天下文章一大抄。”
　　“别抄我的。你不付版税，我告你海盗行为。”
　　“那你睡在我桌子上，怎么说？”
　　“你下班了，看不见。”
　　“有瓜田李下的嫌疑。”
　　“你甘愿作瓜作李我不在意，总之，我住在此地期间，你每天准时上下班。”
　　“我在我的工作室，不吵你就是了。”
　　“你喜欢穿汗衫工作，我受不了。”我一口拒绝。
　　“我以后多注重服装礼貌，还会打领带。”
　　“那更糟，光打一条领带，连衬衣都不穿。”
　　“好吧！给你一个星期找房子。”
　　“你保证在这一礼拜准时上下班？”我不放心。
　　“嗬嗬！”
　　他整整一个礼拜没上班。
　　我不会笨到以为他病了。
　　他生得是懒病、游玩病、花钱病。
　　我知道该去哪儿找他，可是我没空，我要工作，要寻找吉屋乔迁，还要应付南茜张。
　　“他不在。”我在电话里说。
　　但她再也不相信我，每天装不同声音来打探，有时候还找人冒充黄百成的朋友。
　　谈恋爱谈到这样，我为她觉得悲哀。
　　她却乐此不疲，不肯降亡了事。
　　反正这不干我的屁事。
　　张祥瑞却找上门来了。
　　一天，我正在努力工作，他来了。
　　“我有活跟你说。”他的神情沮丧。
　　“我没空。”
　　“你最好有空。”他毫不客气地坐在我桌前。
　　“张先生，你扰乱我工作。”
　　“我可以付谈话费。”
　　“我认为你的建议棒极了。”我冷冷地说，“你可以付给律师。”
　　“我们的问题没有严重到这样吧？”
　　“我们没有问题。”我抬起头，用手指他，“张先生，那是你的问题。”
　　某些时候，他象个患了水脑症的大头婴，可以活下去，但却难以治愈，也无法教育。
　　下次我会记得把门锁好。
　　我只是个技术工，骚扰会有碍我的工作品质。
　　“你的这件工作值多少钱？”他指着我手上的模型，“我付全额给你。”
　　“你付不起，这是无价之宝。”
　　“怎么会？”
　　“怎么不会？”我对和他耍嘴皮子厌恶极了，“拜托出去好吗？”
　　“我妹妹自杀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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